金融科技转变服务“三农”模式

设计者在开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亦难以准确预测人工智能存在的所有风险，因此，法律应当进行管制以控制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法治文化的建立，能够对民族分裂破坏的局面产生直接的威慑作用，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对其予以打击，不仅形成了违法就要承担责任的守法意识，而且法治文化对分裂破坏行为也起到消解作用。民族现代化和民族文化、民族个性的保持绝不是对立的，否则就会得出，世界上现代化水平越高的民族，都越是一些已经丧失了原有民族性的民族这样明显不符合事实、甚至是荒谬的结论。

在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上，必须正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经济、地理环境、文化等原因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从实质公平的深度视角综合施策。民族法律关系的内容来自于民族交往过程中所面对的利益划分与纠纷解决，因此必须落实少数民族成员作为现代国家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法定的权利与自由，应当将国民权利一体保障作为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少数民族发展的基本方面。通过法治政府替代传统宗教势力、宗派势力对民族事务的干预，并形成进一步促进法治文化的民主政治空间，彻底消除人治文化的历史惯性。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2001年3月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接受了履约报告审议。在法治政府的有序管理和规范下，在民族地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消除迷信活动、非法社会活动的影响，减少违反犯罪行为，建立健全市场环境。

其实，除却法律规范以外，政策的实施也是偏向于宏观和中观的调控，微观的功能发挥有限。如前所述，公民权利涉及的是少数民族的平等自由的尊严问题，特殊扶持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实质平等这一社会公正问题。如若小修，则需要配合更为细致的修法方案。

改革的话语持续了已近40年，改革成效可以说是非常显著。自治分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的基层自治。建构一种什么范式的制度，如何制度取样？笔者认为监察制度主要有三种制度取样。影响面如此巨大的国家权力，从其性质上看又是一种具有直接强制力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如何约束权力以及如何平衡相对人抗辩性权利的问题。

这是改革或者转型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并且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的宪法就沦为一种名义性宪法，仍旧无法回答国家的关键性议题。因此，面对政治改革中的难题，中国宪法学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家机构的研究。

本文就是回到更为宏观的层面，把监察体制改革视作一项宪法工程，对其进行宪法设计。国务院系统的行政监察机构并入，加上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转隶，再加上原来的党内纪检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差不多成了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权于一体的机构。如若大修，主要制度框架和原则需在宪法中加以明确。正是由于三种制度模板各有利弊，以至我们现在选择了监察委员会的制度，那么，它在逻辑推演上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一、监察机关性质的宪法设计 （一）是人民监察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监察机关是否应当命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而非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关乎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监察机关的属性定位。（三）基本法律的立改废 监督权配置模式的调整，除了宪法需要作出修改之外，其他法律同样需要进行相应的立改废。什么问题？理念的问题。曾经一度引起争议的有人主张司法改革要去掉人民法院中的人民，引起了轩然大波。

区别人治与法治的一个标准，在我国实践中最简单的就是以管不管得住一把手为标准，管得住一把手的是法治，管不住一把手的是人治。大修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涉及的宪法条款太多，并且意味着必须非常细致地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与权限以及它与其他机关的关系等，这可能会僵化国家权力配置的空间。

那么是不是要把村干部都要纳入全覆盖的范围？如何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如果覆盖后，基层自治空间如何保持？ 第三，政协与司法机关的问题。按照刑事犯罪学的原理，查1个人至少影响3个人，那么监察覆盖8000多万财政供养的人，理论上至少到达2亿~3亿人口范围。

换句话说，通过解释学尚无法实现塑造宪法秩序的目标。对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监督余地之具体形态有二：一是监察机关有权对法官之外的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辅助人员进行监督。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划出边界——设定基本的规则、明确严密的程序，其目的也在于此。（二）两种改革的逻辑与结构性张力 李林教授提出两种改革逻辑：一是规范主义改革逻辑，即尊重宪法权威，尊重法秩序的稳定性，保护人权。第三个制度取样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它高度权威、高度效率，但廉政公署制度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条件，我们在进行制度借鉴时必须明察，不可率尔操觚。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改革，其理论研究似乎从来是热闹但不深刻，过去的检察理论对检察制度的定位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

中国改革开放曾经伴随一个命题：腐败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民营经济是否天生带有原罪？要重视民企的贡献，处理民企的副资产、副能量问题，不要纠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营经济的原罪问题。这是相对宽泛的立法权配置条款。

这一论述颇有特点，大约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回应方式。公益诉讼交给检察院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考量，检察院的自侦权是一个支撑公益诉讼的重要武器。

笔者认为调查权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犯罪领域，否则可能会形成人权灾难。它们恰是国家监察立法的原则性问题，也应该是《国家监察法》(草案)的主要内容。

形式主义宪法学有意忽略这一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存在、党的领导以及党在实践中的表现，只求在体系化的结构中寻找宪法的一个领地与空间。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关键正是宪法设计。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虽独立于政府部门，但其所行使的权力仍具有强烈的行政权特征，例如它的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责中主要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严格来说，监察委员会监察权将同时具备行政调查和刑事侦查的双重性质。

最简单的修宪方法仅为1条，即授权条款，此为小修。这说明了中国宪法学研究存在的困境。

所以，监察体制改革首先是一个宪法学的问题，中国的宪法学者对此应该有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思路。重视文本的主张带来的最大贡献正是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宪法，重新认识了宪法的意义以及宪法的规范性。

检察院可以通过反贪、反渎、职务犯罪侦查将公益诉讼强力推进。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授权条款、权力边界条款和程序条款写入宪法，将组织条款写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而通过《国家监察法》载明人权保障的原则、对抗性权利设计以及具体的权限过程，是一种较好的立法配合方式。

其三，监察机关应尊重人民代表之民意代表身份。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为了解决检察院自侦、自诉、自捕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上述三项职能转隶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跟着转隶，还是重新包装上市，还是就此休止，确实需要好好研究。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方法及其限度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集中反腐败机构。尽管建设宪法工程会更强调宪法作为国家组织法的一面，但人权保障作为根本目标已深入宪法，这也符合人民制定宪法的基本出发点。

如何妥善处理这种结构性张力，过去一段时间显性问题的潜藏，今天又浮现出来。四、监察机关结构的宪法设计 （一）监察机关与党的关系 八二宪法自颁行以来，党政关系就是争议极大的领域，每有学者试图厘清此一原则，说明党政分开抑或党政合一，诸如提出党章宪法论不成文宪法论等观点，传统宪法学都是无力接续的。

改革涉及宪法权力配置结构的变动，通过宪法解释乃至宪法建造都是无法完成的。二是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

第一种是自秦以来的御史制度。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国家权力的合法加害。